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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2月2日上午，卧病在床的王以哲，家中突然冲进来一队东北军，带队的于文俊等人说了句：“长官，对不起！”然后举枪就打，身中数枪的王以哲当场死去。

在枪杀王以哲的同时，东北军少壮派还分头枪杀了宋学礼（王以哲的副官长）、徐方（原西北“剿总”参谋处长）、蒋斌（西北“剿总”参谋处长通讯处长）等人。宋学礼、徐方等人被杀的理由是暗中和南京方面联系。

这场影响深远的“二二事变”是因何发生的呢？原来，在张学良护送蒋介石、宋美龄夫妇到南京后，一下飞机的张学良旋即被特务处长戴笠派人软禁。眼见“少帅”被扣，东北军官兵义愤填膺，纷纷要求蒋介石立刻释放张学良。

在蒋介石不仅不释放张学良，反而将其付诸军事法庭审判并幽禁后，对于如何营救张学良，东北军内部产生了很大的分歧。

于学忠、王以哲、何柱国等为代表的东北军高级将领，认为东北军和中央军实力差距悬殊，硬拼毫无胜算，只有以和谈的方式寻求营救张学良；以孙铭九，应德田、苗剑秋为代表的东北军少壮派，气势汹汹地要求马上向中央军开战，先打起来再说。

2月1日夜，孙铭九、应德田、苗剑秋这些东北军少壮派召集应急会议。在会上，应德田突然提出将主和的王以哲、何柱国等人“干掉”。应德田的主张得到了在场大部分人的支持。当晚，少壮派们制定了行动方案，决定就在第二日清晨行动，以突然袭击的方式，除掉王以哲、何柱国等他们认为的东北军主和派将领。

东北军连长于文俊等人杀害王以哲后，其他少壮派带人去找东北军骑兵军长何柱国。何柱国躲进了杨虎城的公馆，当孙铭九带人想冲进去时，闻讯出来的杨虎城大声怒斥，孙铭九等人便不敢再造次。事后，脱险的何柱国专门做了一个银鼎送给杨虎城，上面刻着“再生之德”四字。

2月2日上午，少壮派官兵共一千多人，持枪在西安城内游走，一时之间气氛极为紧张。事实上，张学良在离开前，将东北军委托给了于学忠，无辜被杀的王以哲压根就不算是东北军主和派的代表，他只是态度趋向于主和，王以哲的被杀，让东北军的分崩离析不可逆转。

2月2日中午，东北军参谋长董英斌来到新城大楼（杨虎城的绥靖公署办公楼），和在这里躲避的于学忠研究应对措施。

正当于学忠和董英斌商量之时，孙铭九、应德田、苗剑秋等东北军少壮派闯了进来，他们大声责问于学忠，并强令于学忠下达让东北军立即出击，向中央军开战的命令。于学忠当场痛哭流涕，说：“你们闯下大祸，我的部队远在甘肃，西安城外的东北军我是指挥不了的。”

孙铭九等人一听，也觉得事实确实如此，便退而求其次，让于学忠和杨虎城联名签署一个命令，让在前线和中央军对峙的东北军、十七路军不许从前线撤离。孙铭九等人最害怕的，就是东北军从前线赶回西安，找他们算账。

王以哲在东北军很有声望，和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都处理得比较好，王以哲无辜被枪杀，引起了在前线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的一致愤怒，只掌握了几千兵力的少壮派，是无力压住这股愤怒的。

东北军105师师长刘多荃和王以哲私交非常不错，两人还是保定军校的同学，当他的得知王以哲被杀后，马上命令所部一个团向临潼开进，并作出攻击态势。

紧接着，缪澂流等东北军的军、师长们也纷纷响应刘多荃，派出部队向西安开进，这些人一个个义愤填膺，声称要把变乱的少壮派斩尽杀绝。

不少东北军将领也直接向南京输诚，2月3日，驻扎在蒲城的东北军骑10师首先宣布倒向南京政府，并将杨虎城在蒲城的一个团全部缴械。紧接着，驻扎在周至、眉县的东北军106师也倒向南京政府。

在这种危局之下，2月4日，杨虎城不得不签发了命令，对孙铭九、应德田、苗剑秋等少壮派军官发出通缉。但是裂痕已深，手握兵权的东北军高级将领根本不听杨虎城的。

东北军少将旅长高福源，完全没有参与少壮派的行动，但还是被刘多荃派人诱杀。孙铭九、应德田、苗剑秋等人逃走。枪杀王以哲的于文俊被抓住后，刘多荃下令将其剖心，用以祭奠王以哲。

在张学良走后，以杨虎城的威望本来尚可控制局面，东北军将领也敬服杨虎城。但是”二二事变“之后，东北军高级将领怀疑杨虎城参与其中，有口难辩的杨虎城再也无力控制大局了。

很快，鉴于局势已然逆转，杨虎城和于学忠只好代表十七路军和东北军，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，宣布接受南京方面的改编。

2月8日，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在中央军五个军作为后盾的情况下，趾高气扬地进了西安城。

”二二事变“是东北军少壮派的一场错误行动，最大的受益者成了蒋介石。本来蒋介石还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联合大感棘手，结果事变后，东北军高级将领纷纷倒向，让蒋介石都深感胜利来得太快。

3月初，东北军接受改编，被派往各处，至此东北军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已不复存在，不久后，十七路军也接受改编，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。耐人寻味的是，孙铭九、应德田、苗剑秋三人，在抗战爆发后，无一例外地都当了汉奸。让张学良始料未及的是，他极为信任的少壮派，让他彻底失去了被蒋介石释放的可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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